一、特朗普风险指数

经济学人智库特别构建“特朗普风险指数”（TRI），以评估各国在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后所面临的潜在风险。该指数使用量化指标来衡量美国70个最大贸易伙伴的整体风险敞口。我们的综合风险评分，重点考量了贸易、移民与安全三大关键领域；这些领域预计将在特朗普治理下经历重大政策调整。

高额关税与贸易壁垒（占指数比重40%）：除个别特例和豁免外，我们预计特朗普将兑现其对美国进口货物全面加征关税的承诺。他提议采用10%的统一税率，但最终实际执行的税率或将有所下调。针对钢铁等政治敏感的进口商品，极有可能采取额外的惩罚性举措。

安全责任共担（占指数比重40%）：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将附加更多条件，特朗普将试图重新调整美国的核心防务关系。特朗普政府将加大对防务同盟国的施压，促使后者在财力和物力上承担更多责任。

边境和安全管控加强（占指数比重20%）：预计特朗普政府将加大投入，强化边境围墙防护及其它威慑手段。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将显著提升；同时，对国际劳工和留学生合法入境的限制也可能进一步收紧。

在TRI中，我们赋予贸易和安全因素较高的权重，而移民因素则分配较低权重，以此反映这些指标发生变动时在对一个国家整体经济影响中的相对重要性。多数指标通过相对评估得出，如参照各国GDP或人口进行对比，但也有部分指标采用绝对值评估。我们采用Z-分数体系，将指标评分区间设定在0至100之间，其中0代表最低风险敞口，100代表最高风险敞口，以此为依据对各国进行排名。

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最有理由感到担忧

各国的TRI得分表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面对特朗普当选的整体风险敞口最大，因为这些国家与美国的贸易、安全与文化联系最为紧密。这种高度依赖性令这些国家极易受到美国政策方向重大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墨西哥的整体风险最高，TRI得分高达71.4，主要体现在贸易和移民方面的风险。其他几个拉丁美洲国家也因与美国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紧密而排在风险敞口最大的前十个国家之列。身为北约成员国的德国以及美国盟友的日本同样面临较大的风险敞口（分别排在第三和第七位）。除了对美贸易顺差巨大（特朗普的重点关注领域），两国高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而国防开支占GDP的比重相对较低。

受特朗普政策调整影响较小的国家往往与美国较为疏远或者依赖程度不高。在特朗普风险指 数中排名倒数第二的澳大利亚是个特例。澳大利亚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较为疏远，同时又与美国保持着平衡的安全关系。沙特阿拉伯（第70位）的风险敞口最小，其TRI得分仅为9.4：随着美国自身已成为一个能源出口国，美国与沙特之间的贸易联系已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同时沙特在国防方面投资较大（包括购买美国武器）。美国与沙特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的关系要比在拜登任内更为密切。在俄乌战争开始后，俄罗斯（第63位）与美国的关系迅速恶化，因此亦成为风险敞口较小国家中的一个显著例子。

三、贸易：关税与保护主义

特朗普再任总统后的保护主义倾向将使全球贸易环境充满变数。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是特朗普重点关注的经济议题。此前他已表明若再次当选，将着手解决这一问题，包括可能重拾其在上一任期内频繁使用的惩罚性关税。因此在TRI贸易子指数中，一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平衡成为评估风险敞口的高权重指标，与贸易余额走向、对美出口政治敏感商品（如钢铁、铝制品、汽车等；这些商品更易遭受关税威胁）等指标并列。而与美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FTA）则被视为一种反向指标。尽管FTA或并非总能阻止美国增加关税（例如特朗普曾于2018年向韩国施压，要求其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但我们认为FTA仍能够提供一定的保护，令美国难以轻易上调关税。

在贸易风险敞口方面，美国的几大主要经济伙伴位居前列。作为《美墨加贸易协定》的成员国和美国的近邻，墨西哥与加拿大的风险敞口最高——两国对美贸易顺差巨大，敏感商品出口量庞大。

中国面临的贸易风险不言而喻，其对美双边贸易顺差稳居各国之首；特朗普曾扬言，若当选将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即在美国特定背景下，终止与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印度与越南的高风险敞口，体现出二者在以美国为核心的供应链中所扮演的日益重要角色。德国和爱尔兰引起经常账户盈余显著，在欧洲国家中风险敞口最高。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的直接贸易风险敞口最低。尽管两国均为美国的安全同盟国，但在贸易往来上，二者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依赖度远超美国。在欧洲国家中，克罗地亚、荷兰、波兰和西班牙因对美商品和服务净进口，加之美国在其整体商品贸易中占比不大，因此风险敞口较低。约旦和摩洛哥受惠于与美国签署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风险较为有限。

四、降低特朗普风险的策略

风险敞口并不等同于实际影响。各国政府和企业可以考虑采取相关策略最大限度地降低特朗普再次当选之后可能出现美国政策的调整风险。例如，特朗普政府很可能对德国和日本最近承诺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持正面态度。各国可以预先采取相关措施来降低贸易风险。由国家主导对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商品的采购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美国对于双边贸易失衡的关切。向美国出口钢铁等政治敏感型商品的企业可以考虑推动目标市场的多元化，藉此对冲更高的关税风险。

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领导人关系亦可能有所助益。从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来看，他的决策可能会受到与其他领导人互动的影响。日本时任首相安倍晋三通过对特朗普的小心讨好成功为日本争取到了贸易优惠。同样，一些领导人可能会视特朗普为意识形态上的盟友，因而愿意与其做生意且可能为自己的国家争取到利益。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以及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因具有“特朗普主义”倾向在各自区域内十分突出，同地区大多数其他政治领导人的意识形态与这种倾向相去甚远。对于一些国家而言，特朗普的回归构成了风险，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国家都会视之为不利因素。

来源：走出去智库